付一夫：“科技兴商”的亮点及意义

2026-10-26 · 富华优配

日前，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科技兴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科技兴商”为主线提出18条具体举措，围绕科技赋能商品消费提质、科技推动服务消费扩容、科技畅通商贸流通链条、科技塑造未来商业场景四大板块展开，并从标准体系、基础设施、安全监管、研发转化、人才培养、财政金融六个方面强化支撑保障。 这是我国首份以“科技兴商”为主题的综合性、系统性文

日前，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科技兴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科技兴商”为主线提出18条具体举措，围绕科技赋能商品消费提质、科技推动服务消费扩容、科技畅通商贸流通链条、科技塑造未来商业场景四大板块展开，并从标准体系、基础设施、安全监管、研发转化、人才培养、财政金融六个方面强化支撑保障。

这是我国首份以“科技兴商”为主题的综合性、系统性文件，其分量不在条款数量，而在于它把科技在商贸领域的角色，从渠道层面的“辅助工具”重新定义为贯穿全链条的“系统性重构力量”。理解这份文件，需要同时回答三个问题：它在政策逻辑上“新”在哪里，对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什么，以及从纸面到落地还需要跨越哪些结构性障碍。

《意见》最根本的亮点，是完成了一次政策定位的跃迁。

过往商贸领域的科技政策，主线大体是“互联网+流通”，核心关切是渠道拓展和交易效率。这一轮的政策语言则显著不同：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数字孪生、具身智能被并列写入总体要求，落脚点是“商贸全链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很显然，科技兴商的着力点已经从“流通效率的单点改进”转向“对整个商贸运行逻辑的系统性重塑”。换言之，科技不再只是让“卖得更快”的工具，而是开始重新定义“生产什么、如何流通、在什么场景中被消费”。

从政策工具看，这一轮文件也不是简单延续“互联网+流通”的渠道逻辑，而是把人工智能作为通用目的技术嵌入商贸全流程。通用目的技术的扩散规律决定，政策不能只补贴单点应用，还要解决标准、数据、算力和人才等共用条件，这也是文件把支撑保障单列的重要原因。

与这一定位相匹配的，是政策结构的重组。18条举措并非在原有商贸政策框架上做增量叠加，而是按照商贸活动的完整链条重新切分：供给端对应“人工智能+制造”和柔性制造，流通端对应数智供应链和批发零售数智化，消费端对应智能商品、智慧服务与未来场景。这种“从供给到场景”的纵向贯通，使科技渗透的对象从某一个环节扩展为整条链路。

值得注意的是，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将文件特点概括为“新、全、实”，其中，“新”在于以新技术回应消费品质化、体验化的新趋势；“全”在于纵向覆盖研发、制造、流通、消费全环节，横向兼顾传统业态改造与新业态培育；“实”在于针对供需适配、电商品质、服务供给等具体问题给出可检验的举措。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但结构意义重大的亮点，是把中小微商贸企业置于支撑体系的中心位置。

《意见》从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人才支撑、市场拓展、财政金融五个维度设计了面向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传导机制：普惠算力向商贸领域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拓展，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有序向中小商贸企业开放，商业技术应用创新中心推动成熟工具共享，产教融合平台开展订单式培养，财政金融渠道统筹支持新兴技术普及应用。

事实上，商贸领域绝大多数经营主体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如果科技兴商的收益只停留在头部平台和大型零售企业，政策的普惠属性就无从谈起。这种传导的关键，是让服务商有利可图、让商户用得起：平台开放接口和工具，服务商做场景适配和交付，商户按需采购轻量服务，政策则通过普惠算力和数据开放降低首用成本。将“大企业搭平台、攻技术、做示范”与“中小企业用工具、享服务、拓市场”并置，是这份文件在分配逻辑上区别于一般产业政策的关键之处。

《意见》对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重意义，在于把科技创新的“供给能力”转化为消费扩容的“需求拉力”。

当前消费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不在于总量不足，而在于供需之间的适配度不够：智能终端、智慧服务、融合场景的供给能力在快速形成，但商品和服务的设计、流通与触达方式仍大量停留在传统轨道上。文件将“人工智能+制造”直接指向智能眼镜、智能家居、穿戴设备、 机器人 等消费端品类，同时以智能家政、餐饮数字化、“人工智能+文化和旅游”试点打开服务消费的科技界面，实际上是在制造端与服务端同时植入“科技即消费内容”的逻辑。消费端的科技界面与供给端的柔性制造必须形成闭环：没有柔性供给，智能商品只能停留在少数品类；没有场景牵引，柔性制造也缺乏订单支撑。文件把两者并置，实际上是在用需求端场景倒逼供给端改造。业界预期的“技术突破→供给优化→消费扩容”正向循环，其政策前提正在于此。

第二重意义在于流通效率的制度性改善。

眼下，我国智慧物流市场已经实现了长足发展，但流通环节的数字化仍存在显著的“环节孤岛”：仓储、运输、配送、批发、零售各自拥有技术方案，却缺乏贯通全链的标准接口和数据规则。文件以数智供应链专项行动、智能立体仓库和无人配送推广、 农产品 批发市场数智化转型、品质电商生态构建为支点，试图把流通从“环节效率”推进到“链路效率”。标准接口和数据规则的公共品属性，决定了单靠企业自发协调难以达到链路最优，需要链主企业先行、行业协会牵头、监管部门背书。这种改善的宏观含义超出商贸本身：流通成本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对应的都是制造业利润空间的释放和终端价格的优化，是连接扩大内需与供给侧效率提升的关键中介。

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这份文件为“新质生产力”在商贸领域提供了一条可操作的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强调技术革命性突破与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意见》的回应方式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把数据、算力、算法、场景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嵌入既有商贸体系：可信数据空间解决“数据从哪里来、如何安全流动”，普惠算力解决“谁能使用智能技术”，商业智能体和具身智能解决“技术在什么场景中产生商业价值”，标准体系和监管沙盒解决“创新与安全如何共存”。当这些要素在商贸链条中完成配置，科技兴商就不再是一个部门性的产业政策，而成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在实践中，文件的落地难点不在方向共识，而在几个结构性矛盾的化解。

其一，标准与数据的“公共品”供给是第一优先级。

科技在商贸领域的扩散，高度依赖商品信息、交易接口、终端智能化分级等基础标准的统一。日本流通数字化当前面临的教训与正在推进的商品信息标准连携方针表明，当商品主数据缺乏跨企业共通标准时，AI应用和自动化技术的落地会受到根本性制约——即便单个企业具备技术能力，也无法在链路层面形成协同，制造商数据的真实性和一致性也难以被下游有效核验。中国的情况类似：平台之间、业态之间的数据定义和接口规范差异，使得智能供应链的“智能”往往止步于企业边界。《意见》已经部署了商务领域标准升级行动和商贸领域国家级标准化试点，落实的关键在于让标准制定从“部门推动”转向“链主带动”。可率先在快消品、家电、农产品等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品类建立商品主数据模板和接口规范，通过链主企业的采购规则向上下游传导，再以标准化试点评估外溢效果，把标准嵌入真实交易流程。

其二，普惠算力与可信数据的可及性决定政策普惠成色。

文件提出推动普惠算力向商贸领域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拓展，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并有序向中小商贸企业开放，方向精准，但“普惠”二字需要具体的成本分担机制来支撑。算力资源即便价格下降，对大量小微商贸主体而言仍存在使用门槛；可信数据空间的运营同样需要持续投入。可考虑将普惠算力纳入现有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以“算力券”“数据服务包”等工具降低首用成本，并以实际使用量为补贴依据，避免“领券不用”；同时以商业技术应用创新中心为中介，承担工具评测和场景匹配，把技术评估、场景适配和工具交付打包为可采购的轻量服务，降低中小商户的试错成本，避免政策红利在“最后一公里”被稀释。

其三，监管的“包容”需要可操作的边界。

《意见》提出审慎稳妥开展商业智能体分级治理，在可控范围内允许新技术、新模式开展压力测试与沙盒试点，探索发布数据应用负面清单。这一思路与主要经济体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强调的“分级分类、沙盒先行”方向一致。落实的难点在于，分级治理如果缺乏清晰的判定标准和退出机制，就可能退化为“谁都可以试、谁都不敢放”的僵局。需要在商业智能体的应用场景、数据敏感度和消费者影响三个维度上尽快形成可公开的判定指引，明确哪些场景允许沙盒、哪些数据不得交易或出境、消费者损害如何救济，并设置定期评估和退出条件，使沙盒从“例外通道”变为“制度化学习机制”。

其四，财政金融与考核机制的协同是长期杠杆。

文件明确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消费商业设施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支持。但科技兴商的多数投入具有长周期、外部性强的特征，单靠信贷贴息难以形成持续激励。更有效的方向是将商贸科技投入纳入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政策的统一框架，同时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和产业基金的风险分担功能：担保可对商贸科技项目设置风险分担比例，产业基金以投早投小为主，避免与信贷同质化，使金融机构在“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下有能力进入早期和中期项目。

其五，央地协同的节奏感决定政策落地的实际密度。

文件要求各地各部门“及时总结典型经验”，这意味着中央层面的18条举措需要在地方转化为差异化的场景清单和项目清单：消费型城市侧重智能商品与融合场景，流通枢纽城市侧重数智供应链与批发市场转型，县域市场侧重智能消费设施和服务网络的下沉延伸。省级层面可建立跨部门项目清单，把商务、工信、数据、金融政策打包到具体场景，避免政策碎片化。

总而言之，科技兴商最终检验的标准，一定在于智能技术是否真正走进了中小商户的日常经营，走进了消费者的真实体验，走进了流通链条的关键点。一份文件的分量，最终要由街巷里的小店、货架上的商品、指尖下的订单来回答。当“技术突破→供给优化→消费扩容”的循环不再依赖政策推动，而是在微观层面开始自我维持、自我生长，这份首份系统性文件的历史位置，才会被时间真正确认。

(本文作者介绍：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科院博士，专注研究宏观经济、数字经济、产业经济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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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科院博士，专注研究宏观经济、数字经济、产业经济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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